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統籌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作出的重大決策，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杰出貢獻，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而深遠

　　1探索之道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物質基礎薄弱的東方大國，如何處理“軍”與“民”的關系，形成“軍”與“民”的強大合力。為此，從毛澤東起，各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都進行了不懈探索，先后探索實踐了“軍民結合”“平戰結合”“寓軍于民”“軍民融合”，有力推動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協調發展。

　　今天，我們黨為什么提出要實現“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為什么要把作為統籌兩大建設基本原則或指導方針的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

　　從根本上說，任何富有生命力的發展戰略都是國家戰略需求與歷史規律相結合的產物。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國安全和發展相統一的戰略需求，是與戰爭形態信息化、技術形態軍民通用化、經濟形態高度市場化的時代條件緊密結合的產物。

　　當今時代，國際格局處于大調整大變革之中，國際軍事和科技競爭更加激烈，綜合國力競爭態勢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態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對統籌國家安全與發展全局提出了新的要求。

　　深入一步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還有更為迫切的特殊需求。現階段我國軍民融合的微觀主體、技術起點、經濟體制、法治環境以及國際環境與發達國家相比均有差距。

　　發達國家的軍民融合發展，總體上是以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規范的法治環境為平臺的，因而，與社會經濟轉型之間不存在較大矛盾;而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盡管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但總體上卻是在社會經濟體制仍在轉軌的環境中進行的，經濟環境、法治環境和政策環境還不夠完善，現行體制中仍存在著明顯的“碎片化”傾向。

　　一是軍地之間缺乏有效的體制聯接整合，總體上仍處于軍民分割的“二元體制結構”;二是軍地兩大系統內部各自為政，“多張皮”“多龍治水”的現象十分突出;三是各融合領域之間缺乏統籌協調，各說各話，各干各事，各類融合之間缺乏統一規劃和整合;四是融合體制缺乏有效的縱向貫通，不少融合領域在體制上仍存在縱向貫通不順不暢問題。

　　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軍民融合過程中職能“缺位”“越位”“失位”的現象，造成“多頭提需求、分散搞對接、各自抓建設”等對接障礙，也加劇了軍民融合底數不清、渠道不暢、技術標準不協調、補償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的特殊路徑及其所產生的特殊制度性問題，對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提出了格外嚴格的要求：總體上我們應當實施“強力推進型”軍民融合模式，即制定和實施比發達國家更加堅強有力的戰略規劃，建立更為強大的戰略執行力和政策推動力。

　　在上述戰略需求牽引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軍民融合發展已經形成了主要由五大要素構成的國家戰略框架。

　　其一，戰略方位。我們黨作出了我國軍民融合發展進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過渡階段的判斷，確立了我國軍民融合發展的歷史方位。

　　其二，戰略目標。明確提出了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由此確立了軍民深度融合發展就是要建立涵義極為深刻豐富的戰略目標群。

　　“全要素”是指融合的資源形式，要求實現信息、技術、人才、資本、設施、服務等各類要素在兩大體系之間的共享共用和滲透兼容。

　　“多領域”是指融合的范圍領域，要求國防和軍隊建設的諸領域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諸領域實現深度融合，涉及陸海空天網等多維空間。

　　“高效益”是指融合的效果，要求軍地資源互通互補互用，實現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經濟技術基礎相兼容，最終實現經濟建設的國防效益最大化和國防建設的經濟效益最大化。

　　其三，戰略重點。明確提出了實現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八個重點領域，重點構建六大融合體系，即建立基礎領域資源共享體系、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系、軍民科技協同創新體系、軍事人才培養體系、軍隊保障社會化體系、國防動員體系。

　　其四，戰略原則。明確提出了推進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必須堅持的五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強化國家主導、注重融合共享、發揮市場作用、深化改革創新”，由此構建了一個中國特色鮮明、充分體現軍民融合規律的戰略原則體系，為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提供了基本遵循。

　　其五，戰略舉措。明確提出要實現軍民深度融合發展，必須強化“四個意識”、強化改革創新、強化戰略規劃、強化法治保障，由此構建了推動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的四大戰略引擎。這五大要素互為關聯、相互支撐，構成了一個科學完整的軍民融合發展戰略體系。

　　2興國之舉

　　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的一個重大國家需求，是充分發揮國防和軍隊建設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向作用，對強國、富國戰略形成強力支撐。

　　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二戰之后，尤其是進入信息化戰爭時代以后，人類創造財富的方式與軍事活動的方式開始深度融合，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早已跨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走軍民深度融合發展路子，是中國共產黨依據世界發展大勢、富國強軍基本規律和中國國情提出的重大戰略。軍民融合戰略聯接軍地、輻射面廣、產業帶動性強、市場內需潛力大，既可拉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又可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具有拉動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強大動能，具有多重經濟效應。

　　一是需求創造效應。通過軍民融合，許多原本由軍隊或軍工系統自我經營、自我保障、自我配套的領域逐步交由市場和社會去做，這將釋放出巨大的市場內需潛力，形成拉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特別是未來軍隊大力推進機械化信息化復合發展和有機融合，將會為利用經濟社會資源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旺盛的需求條件。

　　二是技術創新效應。歷史表明，許多革命性的科技創新都源于軍事需求的強制拉動。軍隊和軍工系統長期積淀形成的優質創新資源和技術，一旦加速向民用領域開放共享，并與市場需求相結合，就會激發無盡的創新活力，催生一大批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加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三是創造就業效應。軍民融合產業往往都集中在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領域，創造的就業崗位一般都是高質量的，有助于解決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

　　四是資源節約效應。軍民之間體系壁壘的打破、利益高墻的拆除、市場力量的引入，必將帶來更加顯著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分工效率，根治軍地重復建設、效益低下、共享不夠、浪費嚴重的頑疾，確保把有限的國家資源用在安全和發展的刀刃上。

　　所有這些都將更加深刻地改變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做好軍民融合式發展這篇大文章，我們就能集中全社會的力量、共用一個經濟技術基礎進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就能極大地提升綜合國力和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

　　3強軍之策

　　當最近幾場信息化戰爭硝煙隨著人們記憶的淡化漸漸飄逝而去，人們開始冷靜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強化的究竟是“國防”還是“軍防”?實際上，這個問題背后所隱含的問題是今日戰爭與昨日戰爭的根本區別，或者說，現代戰爭對國家防務的深層意義。

　　有人說，現代戰爭實施遠程精確打擊，戰爭潛力、國防經濟布局和戰時防護的意義大幅度下降，人民戰爭已成為歷史。還有人據此斷言：國防意義已經明顯下降，而軍事體系直接對抗的意義顯著上升。實際上，信息化戰爭本質上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體系對抗，這種新的體系對抗，主要表現為國家綜合國力、國防發展理念、軍民融合程度、國防體制機制整體合力之間的較量和對抗。

　　據統計，在一戰時期，武器裝備研制涉及的工業行業技術門類不到數十種;二戰時期，擴展到數百種;到海灣戰爭時期，已達到了上千種。今天，構成基于信息系統體系作戰能力的軍事信息系統、信息化武器裝備系統、信息化支撐環境，其生成所涉及的資源幾乎覆蓋了整個國家的戰略資源，使創造財富的方式與軍事活動的方式深度融合，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也因此而具有更加鮮明的高消耗性、高技術性、高依賴性特征，是典型的小打大備、小攻大防、小行動大保障。

　　可以說，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其根基已經深深植入經濟社會的沃土之中。信息化條件下的體系對抗，已不僅僅是兩大軍事體系的直接對抗和較量，而是更加鮮明地表現為以國家整體實力為基礎的體系對抗。

　　從國家安全構成上看，現代國家安全是多種安全的統一，使國防更加具有國家體系對抗的屬性。當前我國面臨的安全態勢極為復雜，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現實安全威脅與潛在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國內安全問題與國際安全問題相互交織，軍事安全威脅與其他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國家戰略利益拓展與維護國家安全相互交織。

　　這種復合型國家安全，本質上是由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引發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各種矛盾因子在相對加速的發展進程中，在相互影響和滲透的國際交流中，被充分誘發和釋放出來，與各國特殊國情融為一體，形成各種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的情形。

　　這種復合型安全結構，將國家安全與發展壓合成為體現國家根本利益的“一塊整鋼”，國家對外防御功能與對內應對危機管理功能趨向融合，國防亦愈加具有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的總體戰略特征。應對這種安全態勢，我們須以軍民融合之力，打造國家安全之盾。

　　從國防技術基礎上看，當代軍事革命與商務革命的緊密結合，使國防更加具有國家體系對抗的屬性。在歷史上，軍用技術一直領先于民用技術，但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人類經歷了以信息化、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民用技術和軍事技術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這次革命標志著軍民通用技術時代的到來，信息化戰爭形態下的武器裝備，無論在種類、性能還是在高技術含量上，都遠遠超出了傳統軍工部門的研究和生產能力，迫切需要在全社會范圍內整合、優化資源。美國國防部敏銳地捕捉到這一變化，2002年就提出：美國社會信息化程度已高于軍隊信息化程度，商業革命的發生先于軍事革命，軍民兩用技術成為軍事技術的主體，要充分利用商業革命促進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Paul G.Kaminski曾說過：“誰能在最短時間內掌握商業技術，將其融合到武器系統之中，并裝備這些武器系統，誰就能夠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美國國防部的一項調查表明，如果向民營企業開放國防市場，將使總成本降低30%～50%。在美國商務部和國防部同時列出的關鍵技術中，有80%以上是相通的，俄羅斯的這一比例也達到了70%以上。據國外專家估計，美、英、法、德、日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發展信息化武器裝備所需要的高新技術80%～90%來自地方企業。因此，通用技術時代到來的本質意義，就是軍與民兩大領域真正成為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一對“命運共同體”。

　　從國防和軍隊建設所依托的經濟形式看，市場經濟愈加成熟和發達，使軍隊保障更加依靠民用力量實現和完成。在國防預算日趨緊張的條件下，市場經濟要求融合的“天性”即會更加發力，內在要求打破各部門各領域自成體系、自我封閉的發展格局，通過競爭在全社會范圍內優化軍地資源配置，以實現生產力發展和戰斗力提升兩大效益的最大化。

　　在市場經濟驅動下，配置資源最優化、最合理的選擇，就是能融則融，能納入國家經濟科技發展體系的就不另起爐灶，能依托社會保障資源辦的事都要實行社會化保障，實現生產力和戰斗力的同步提升和發展。

　　發達國家在軍隊保障方面做足了文章，軍事外包普遍成為軍隊保障的主要方式，凡是可以由民營企業承擔的后勤保障和裝備維修業務，都通過市場招標由民營企業承擔，軍方角色是“最挑剔的買主”。美軍在海灣戰爭之前200多年的10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中，承包商人員只有作戰人員的1/6～1/3，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承包商人員比重迅速增長，其總人數已遠遠超過作戰人員。

　　目前，我國民用高新技術企業在電子、信息等許多領域，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均超過了軍工企業，通過軍民融合讓這些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參軍”，讓先進的信息技術和數以萬計的網絡高手為國防和軍隊建設服務，軍隊的信息化建設就會提速，就能增強維護網絡信息等新邊疆安全的能力。

　　從未來國防和軍隊建設資源方面看，實施軍民融合戰略是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黨的十八大提出國防和軍隊建設要有一個大發展，但國防投入增長空間受國民經濟增速等因素的影響已經十分有限。

　　也就是說，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里，我國經濟社會建設任務十分繁重，國防和軍隊建設任務同樣十分繁重，這兩個“十分繁重”決定了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只有科學運籌使用國家和社會中蘊含的巨大經濟、技術、信息、人才等能量，才能建設大幅提高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軍隊戰斗力生成才能獲得技術最先進、成本最經濟、來源最穩定和可持續性最強的物質力量。

　　4崛起之基

　　近代以來，世界大國興衰的歷史，看似混沌無序，實則蘊藏著亙古不變的鐵律：大國崛起，成于經濟和軍事的協調;大國衰敗，敗于經濟和軍事的長期失調。歷史上曾經挑戰世界頭號強國的西班牙、法國、德國、日本和蘇聯最終誰都沒有挑戰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挑戰國在挑戰頭號強國的過程中經濟與軍事關系出現了嚴重失衡。

　　而與蘇聯進行軍事對抗的美國，并沒有走簡單的武力擴張道路，而是把富國和強軍統一起來。在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一直在展開激烈的軍備競賽，但蘇聯垮了，而美國卻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保持了長盛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軍民一體化。

　　“兵不強則不可以摧敵，國不富則不可以養兵”。古今中外民族興替沉浮的歷史證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物質基礎。在資源有限，而經濟和國防都愈加重要的情況下，“黃油”和“大炮”如何兼得?世界主要國家大力推進軍民融合的實踐已經作出了清晰的回答：大力促進經濟與國防之間的良性循環，實現軍事能力整體躍升和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的雙贏，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

　　當前，我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漫長進程中，我們將始終面臨一系列特殊的制約因素。這些制約因素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作為正在崛起的國家，要應對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戰略發展空間的打壓、遏制和排擠;作為一個尚未完成統一的大國，需要解決日趨復雜的臺灣問題;作為一個周邊安全環境不穩定的國家，面臨著世界上最為復雜的大國地緣政治生態環境;作為當代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始終面對來自西方世界的“西化”“分化”“妖魔化”等種種挑戰;作為不結盟國家，沒有他國或軍事聯盟的軍力聯合或保護，需要獨立發展防衛力量;作為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和經濟社會轉型的國家，搶險救災、應對突發事件的任務格外繁重;作為一個擁有50多個民族的國家，要面對“藏獨”“疆獨”等民族分裂勢力的嚴峻挑戰;作為一個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后發國家，在經歷一個經濟粗放發展和量的急劇擴張之后，需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作為一個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始終面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信息時代的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壓力;等等。

　　應對這些安全和發展難題，必須堅持富國強軍統一，而且必須通過軍民融合的路徑實現這個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當今時代，如何統籌國家安全和發展，已然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一個重要體現和顯著標志。長期以來，我國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條塊分割，導致軍口和民口“兩張皮”的情況，偏離了國家治理現代化軌道。

　　今天，我們迫切需要通過深度融合實現軍民之間的“車同軌、書同文”。否則，國家就會像“一麻袋土豆”，陷入“有資源無聚合、有實力無能力”的境地。事實上，在國家、國防和軍隊管理日趨復雜的今天，只有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才能更好地凝聚國家力量，形成中央、地方、軍隊、企業、社會等各方協同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格局，加快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才能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推進軍民融合，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取維護興國強軍的強大物質力量、精神力量、制度力量。